小学时写作文中恒宝达，写完即大功告成，作业簿发下来，见老师纠正的错别字与病句，脸红自惭不已。后来完成作业，自己会读一遍再上交，但依然有老师的红笔指正。

考上比乐中学，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是徐一宁先生。我先当了三个月班长，主动辞职，要求当语文课代表。第一次交上作文，就被徐老师一顿开涮，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作典型剖析，除错别字与病句，对我写作上的幼稚一一作了点评，令我当时无地自容。后来写好作文，总要仔细读三遍，学会了修改。

学校有份校刊 “朝阳花”，刊登同学的优秀习作，我跃跃欲试，便向校报投稿，投了三次，居然被聘为校刊通讯员，后来又当上校报初中组组长中恒宝达，于是从改自己稿子，到修改他人的投稿。把改定的稿子交指导老师审阅。我的工作是初审与改稿，也算半个业余小编辑。

她原本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，然而意外发现是她的父亲在背后操控着她的命运，得知真相后，她感到悲愤万分。

初三时我向《青年报》投稿，投出的稿子修改过多次，越改越觉得自己水平低。我终于意识到改稿中恒宝达，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一环。

青年时代参加过几次业余作者写作班，记得讲课的编辑谢泉铭强调写作不是一挥而就，完稿后要仔细校读、润色。把文章中的水分挤掉，把可有可无的字删除，动笔前要仔细构思，完稿后须反复修改。1981年我考入报社，先当了两年社会新闻记者，后调到副刊部编“夜光杯”，其实是看作者来稿。选出可用的、经自己润色后，交副刊部主任吴承惠（秦绿枝）先生审阅。第一次推荐上去七篇稿子，只录用两篇。一次，吴先生把我叫到他办公桌前，让我看经他修改过、准备发排的稿子。我仔细读了，大为惊愕而惭愧，也油然而生敬意。几乎每篇稿子都有增删，修改的字密密麻麻。吴先生说：“有的稿子立意不错，但写作顺序颠倒了；有的文句欠流畅，点题不鲜明；还有的稿子因为是某人所托，利记只好帮他加加工，但又不能帮他重写，还要保留他原文的一点样子。”我这才认识到改稿大有学问。

在“夜光杯”老编辑的教诲和指导下，我前后当了三十年编辑，不知改过多少名家与业余作者的来稿。说心里话，我最佩服的是吴先生，论改稿水平之高，他首屈一指。

改作者来稿，尤其熟人来稿，确实有点棘手。自发来稿，可以优中选优。但朋友托来的稿子，总不能一推了事，也不能马马虎虎上版，需要仔细润色。有的稿子改了三四遍才算完成。有次我把几位写作爱好者请来聊天：“你们总不能写完文章，自己不看一遍就交给我吧？让我不断改错别字与病句。”我让他们轮流互读对方来稿，这一读，众人哑然失笑，才连连说，“今后完稿，一定要多多修改。”

改名家来稿更不易，因为是前辈，又赫赫有名，写来两千多字，当年的版面不适合，只得亲自上门，经一番诚意，终于让他同意删减文字，我改好后，打好小样，再送到他府上请他审阅。我编“读书乐”，第一篇“名家谈读书”，请柯灵先生撰文，柯灵文字隽永精简，他写来仅800字，字短情长。有了他的范文再去约稿，后来名家撰稿大都是千字文，最多1400字。一个版面可刊登六七篇文章，领导与读者都较满意。

改稿最多的是自己的文章，我本愚拙，每篇千字文，至少改七八遍，甚至从头另写。但仍有用词不当中恒宝达，每次被校对与读者指正，总要汗颜内疚多时。从改稿中找写作上的毛病，亦有所得。吴先生晚年写的《师友追梦》，文字炉火纯青，想来也是他多年改稿之精品硕果吧！（曹正文）